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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楚独家评论

中国本位的当代战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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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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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长骂街与重庆模式   

2013-07-31 00:29:28|  分类: 社会思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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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长骂街与重庆模式 - 赵楚 - 赵楚独家评论
 
       当代中国的官员一贯是蛮横霸道的,一张嘴总是一副无法无天,天老大,我老二的帝王口气,最近贵州副省长的网络骂街事件提供了最新的证明。据网络资料,引发这位主管政法和教育部门的副省长陈鸣明冲冠震怒的事由是一些人不爱国,就字面意思而言,一个理智和感情正常的人,对于背叛自己国家,危害自己从属的社群利益的“不爱国”份子,发出漫天怒火,即使出言粗鄙,但这既有完全的正当性,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人类感情。然而,稍具中国当代政治常识和见识的人都知道,爱国,只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政治攻击的词语工具,望文生义,往往离题万里。要理解陈鸣明引发轩然大波的骂街事件,必须联系基本的现实政治背景。

     在最近的中国政治新闻中,内外观察最瞩目的是拖延良久之后,终于登场的对薄熙来的审判。据新闻,现在审判控方的主要指控是贪腐和滥用职权,很显然,在这些刑法的指控之外,自薄王垮台,对薄王主政重庆期间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并无公开和充分的讨论。纵观神州大地,红歌照唱,黒打不断,薄熙来多代表的书记专政和新极左政治理念并未受到应有的理论澄清和批评。这一基本现实前提下,我们再来看陈鸣明们的蛮横怒骂,就很容易理解这些缺乏教养的辱骂背后的种种含义。

     稍加回顾,人们不难发现,薄王在重庆奉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兴自反右到文革的新极左政治路线,这种政治路线在社会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交叉点有一个很关键的连接,那就是,义和团似的仇外和敌情渲染,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内的无情打压。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们,从前国家主席到无辜民众,内奸、叛徒、特务之类的罪名是最常见的,这些符号化的异己和异类身份认知,与纳粹对犹太人、残疾人和同性恋者的认知一样,即并非正常人类,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地施以无限度的残忍。奥威尔在其名著《1984》里说,老大哥的专制总是建立在一张被军靴踩住的脸之上,抓特务和揪叛徒之类的文革极左政治在网络时代的复活就是所谓揭批汉奸、诛杀汉奸运动。这也是本次陈鸣明先生称他认定的不爱国者为人渣和败类的话语源流。这种话语的实质是一种无法无天、指鹿为马、任意入人以罪的专横权力逻辑:我说你是汉奸就是汉奸。

     换言之,陈鸣明的人渣败类论其实是一种文革极左专政的当代翻译,是一种利用高高在上的公权打压社会、撕裂社会和攻击公众的工具,这对中国近年网络言论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分辨。不无巧合的是,网络揭示了陈副省长与前重庆薄王路线的神奇联系,以及其网络活动方式与薄王的高度相似性。已有网友发布了陈副省长与一些以极左面目活跃的网友的合影照片。据《南都周刊》对薄王事件的报道,王立军主政重庆时期,曾指派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高调接待著名新文革网站“乌有之乡”网友代表团,薄熙来对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基本观点为各种网络新文革势力所欢呼,在陈副省长交流欢畅的那些人大多是不久前为重庆薄王摇旗呐喊的网络活跃分子,而陈副省长的怒斥人渣和败类,其实正是这些毫不隐晦要搞新文革的人们所常用的。其实,同样这些长期以红色政治天然传人自居的人们最近还出现在更高级别部门举办的座谈会上,这些与陈副省长的接见共同形成一种信号,告诉社会,薄王虽已垮台,但仅由于经济腐败等问题,其政治路线并未被否定。

     这一现象才真正是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重大当代政治风向标。特别是,考虑到薄案开审在即的时机,以中国政坛一贯的谨言慎行风气,一位执政党中央候补委员,公然操持薄王路线的基本话语,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所谓性情直爽可能解释,这显然代表了一部分权力中人对审薄的明确否定态度,甚至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探空气球,意在试探在审薄背景下,中国社会对薄王路线的反应。再联系一段时间以来,部分最高级别的喉舌媒体上对宪政和公民社会的攻势,这些攻势中,那些代表性文章无不采用了张春桥似的法西斯专政词汇和论述,更突出的是,就在宣布薄案开审的同一天,执政党首都党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新浪微博,令人讶异地发出“虎落平阳”的微博,这与《人民日报》要求理性对待的话语两相比较,无疑暗示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态,即执政党内支持薄的一些人并不因为薄垮台而对其政治路线有丝毫懊悔。相反,在对宪政和普世价值的大批判狂欢中,一种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正在大力展示自己的威力。这些动态才是解读陈副省长的反常骂街的真正钥匙,也是在引发社会反弹后迅速抛出所谓公开个人财产以图转移焦点的原因。

     无可讳言,在中国执政团队完成交班之后,一种有意的大规模复兴红色政治术语的风气正在聚集。太多早已被30余年后文革社会所掩埋的术语被当作最新鲜的政治理念重新提出,并作为应对和解决社会危机,特别是正当性和合法性危机的不二法宝。这本身是理论资源枯竭和历史正当性方法论的自然产物,但在社会政治层面,这些动态无疑给中下层的权力中人发出了一种强烈信号,即在冻结社会和体制转型的条件下,正当性的获取与培植需要复兴臆想中的历史辉煌。当代史上屡见不鲜的是,在传统的政治话语环境中,爱国无疑是权力者威力无边的大杀器,在爱国和民族利益的旗号之下,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以爱国的名义迫害爱国者,这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最独特而残酷的一章。陈副省长所做的,不过是想东施效颦继这种迫害政治之统而已。

    早已有学者指出,越“左”越革命才是执政党最大的负面历史遗产,也是其真正的最高 政治正确。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陈副省长的冒天下之大不韪其实并不意外。粗鄙的、谩骂的、残忍的和视同胞如草芥的文化弥漫与现代历史进程,陈的言论只是公开说出来了而已。陈的言论其实展示了一种与《新闻联播》和传达的文件不同的官方话语,那就是,在官式文章的陈词滥调之外,现行体制内的大员们日常和私下的语言其实是粗鄙、粗暴和毫无教养的,这解释了从孔三妈到网络上各种不堪辱骂的源头。直白点说,那些不堪入目的辱骂和生殖器大军,其实正是不便太粗鄙的当权者替自己出气的传声筒,他们是替领导公开骂人的执行者而已。这在孔丹对秦晓的的三字经对话里也得到了清楚的证明。

     从陈副省长引起争议后的应对方式也可以看出他与薄王行为的相似性。当年王立军有所谓对媒体言论双起(即同时起诉作者和起诉媒体)的举措,而现在披露的材料表明,王对于引发重大公众争议的重庆政策,总是召集下属的网评员及网络同盟军进行秘密反击,配合以劳教、跨省抓捕言论者等举措,而通过官方提供的公开资料,人们看到,在陈的个人言论引发争议后,主管强力部门的陈副省长的举措也是召开所谓网络舆情研讨会,这种研讨显然是公权私用,而且,其内幕讳莫如深,外界是根本不得而知的。这些举措和消息都是人们在重庆薄王行为模式中耳熟能详的。

    至于陈本身言论的空洞毋庸多说。他把对中国社会宪政转型的热情与对公权责任的批评扭曲为凡事说祖国不好,这种说法的荒谬早已为历史所证明。自1949以来,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因叛徒、特务之名而遭受非人迫害的知识分子与各界人士,究竟有几个是反对祖国的呢?相反,历史最雄辩地证明了,正是那些为了公共利益放弃金玉铺就的个人前途的人们,那些敢于直面暴虐专制为祖国的前途和公众利益挺身而出的人们,正是他们对良知和社会进步理想的坚守,才使这个国家和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也得以保守一丝不绝的光明,呵护了复兴的火种。而那些以爱国为杀人、害人工具的权力奴仆们享受着用人民血汗换来的欧美奢侈品,把子女送到欧美接受教育,秘密怀揣外国护照,这些人的贪婪、暴虐和无知往往把祖国的文明与文化,以及国家民族的共同命运推到万劫不复的悬崖边缘。

    从薄王的重庆模式垮台至今不过二年,人们在薄王事业的灰烬中,如此快速地见识到陈副省长似的新极左政治投机苗头,可见,正如对文革和其他历史事态一样,家法司法不可能真正肃清新极左政治的根源,也无以改造社会的新文革话语系统,因为极左的基因本是权力与生俱来的,这是在陈副省长大事化小的所谓道歉背后人们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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