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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楚独家评论

中国本位的当代战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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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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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老师,会计老师   

2013-08-14 01:17:13|  分类: 兵学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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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商人谈战略系列之一)

将军老师,会计老师 - 赵楚 - 赵楚独家评论
 

中国的商务活动繁荣是随最近30多年来的社会转型而来,而中国大型企业的出现更是最近20余年的事情,因此,这种历史情况造成的一个困难是:大中型企业虽然感觉到对战略知识的需要,却不知道如何去学习和建构自身的战略知识,从而进行合理和正确的战略思维。这种成长的烦恼兼病急乱投医似的热情,导致各种混乱的战略学习方法,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以所谓军队为师, “向军队学管理”、“向军队学战略”。事实上,这不仅与现代工商事业自身的逻辑相违逆,而且,即使从现代军事发展的路径来说,这一思维的方向也是错误的——那么,在工商事业和企业家的战略学习课程中,究竟应该向将军学习,还是另有对象呢?

也许有一个案例可以帮助人们解答这一困惑,帮助中国当代的企业家决定是去听各种头衔惊人的军事战略家或管理学家的意见,还是去自己的会计部门,与自己的会计和经理们认真交谈。

1960年,有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第一件是J.F.肯尼迪以第一位天主教徒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美国战后社会求变的潮流,而几乎与此同时,经过漫长服务和卓著业绩,一位与肯尼迪和政治毫不相干的人,R.S.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 1916-2009)被在肯尼迪当选前差不多五周的时候被任命为福特公司的总裁。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国防部长R.A.洛维特的推荐,肯尼迪开始派人接触麦克纳马拉,希望他担任国防部长或财政部长的职位。最后,麦克纳马拉选择了美国第八任国防部长的职务。此后,在J.F.肯尼迪遇刺身亡后,他又担任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直到1968年,因越南战争的泥潭以及自身在越战政策中的责任而离职。

当代研究美国军事战略演进和军事革命进程的人士都承认,麦克纳马拉出掌国防部是一个美国军事和战略政策的转折点,因为在他之前,美国国防部和军方,作为公共财政数一数二的开支大户,与其他各部最大的不同是,军方和决策者都相信如下简单信条:安全是无价的,军队的开支和投入,不到开战是无法进行检验的,尤其是,在当时新兴的核对峙和核狂热思维中,花更多的前进行全面的核军备竞赛,这是不容讨论的政治正确。

这种思维和指导下的决策唯一结果是:军事开支急遽膨胀,而膨胀本身又带来更大膨胀的理由,似乎成了预算和财政的肿瘤。1960年,美国国防预算高达481亿美元,占政府全部年度财政预算的58.6%,占当年GDP9.8%。政治家们知道,这样的恶性发展既与美国利益相悖,也是不可能长期支撑的。其实,早在上一届政府时,艾森豪威尔已经提醒美国人民要警惕“军工复合体”的势力操纵美国生活。换言之,美国的国防战略已处于失控的边缘。这是军事战略特殊性思维的后果。

麦克纳马拉是一位标准的商人。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而不是西点军校,他早年在短期的经商生涯之后,还曾返回哈佛,教授会计学。换言之,肯尼迪选择了一位会计,而不是将军,或有深厚军事学养的人来担任其国防部长的职务。从以上提到的美国军事预算和执行的混乱扩张状况,可以看到肯尼迪总统决心聘请麦氏的考量:要建立一种把战略计划和投资置于可衡量、可检验、有系统的体制之下。直白说,就是要军队向企业学战略,以会计为师。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福特公司,年度经营规模也超过百亿。

麦克纳马拉对国防部的改革最首要的内容是把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和战略控制(strategic control)的概念引进了战略计划业务。从此,战略再不被视作天才大师们决胜帷幄的神秘灵感,而是自始至终贯彻会计、统计以及物流和资源支配的系统。麦氏及其班底将新兴的系统工程的理论应用于国防计划,实行“项目计划预算制”( Planning-Programming-Budgeting System, 简称PPBS)。“PPBS”由计划、项目、预算三个阶段组成。计划阶段主要是确定长期战略规划,根据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面临的威胁评估,提出应具备的军事效能目标,先底定战略计划文件。在此基础上进行项目规划,各军种和国防部各业务局根据战略计划文件及国防资源的可行和现实条件,按需求优先顺确定相应装备发展项目计划。最后达成总体国防预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执行以及监督和考核。据麦氏回忆录,如此执行的第一年,美国国防预算节省了几十亿美元,而能力却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提高了核对峙情况下美国对地区危机灵活反应的能力。

在导致麦氏战略改革的诸多原因之外,这一革新的内外环境因素也值得一提。上世纪50年代之交,正是美苏冷战白热化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美苏竞争焦点除了全面的导弹和核武军备竞赛,新的趋势已经出现。一方面,在美军内部,对核武的迷信和狂热如日中天,各军兵种都竞相发展从大型核武到核地雷和核炮弹等全面核武化装备,另一方面,由于共同毁灭威慑的现状,苏联借助支持亚非民族独立,却在全球进行代理人战争,而美国在冷战思维之下,也将积极参与这些局部和非热战竞争视为对抗苏联的战略必须。核武的狂热耗费了大量的美国战略资源,使美国对非美苏直接战争的多样性局部危机失去了有效应对的手段。肯尼迪决议进行战略变革,启用麦氏,也是出于应对这种新战略环境的考量。

就原理而言,麦氏的战略管理和战略控制与古来战略学大师们的思想并不矛盾,那就是在战略思维中确保目标(能力)导向的传统,但重大的区别是,在麦氏思维和政策之中,战略目标再不是某种终极胜利类型的抽象或政治目标,而是可观察、可监控的自上而下的分解-整合型目标体系,而最高效能目标的确定是根据对威胁环境、类型和强度来进行评估的。贯彻始终的是,无论威胁评估,还是目标确定,都不是简单的定性的分析,而是一种定量的、数目字管理的分析。这是一种战略思维的现代化。对于美军来说,这些思维和政策的变化都是巨大和突兀的,但对于企业家和充分商业化的美国社会来说,这种思维不过是常见和普遍的现代企业管理常识。没有会计和统计的现代企业管理是不可思议的。

为了支持上述战略管理和控制,麦克纳马拉根据《1958国防授权法案》建议参联会成立了国防情报局(DIA1961),将原先分别由三军独立运作的国防情报系统整合起来,以统一的情报作业支持厘定国家最高军事需求和目标。与此同时,麦氏又打破过去独立的三军后勤计划系统,将过去的物资供应局改组为国防供应局(DSA1961-1967)。孙子说,知己知彼,统一的决策情报保障使从最高目标到系统目标的确定有针对性的根据,而统一的资源分配系统使过去纯花钱的事业变成可稽考的目标-投资-效应活动。这些制度的变革为战略管理与战略控制提供了体制的支持。直白来说,最高战略指导者如不具备情报的优势,没有对全局的更深刻了解,以及,如不能手握更大的资源分配之权,则战略管理和控制都会流于空谈。

总之,这场由会计和总裁发起的战略管理的革命开启了后来美国新军事革命之门,其最大贡献是把战略作业从过去神秘主义和不可置疑的境地拉回到人类理知、常识与可观察和监控的状态。正如企业战略的焦点是成功的产品,军事和安全战略也由系统化的效能目标来加以表述,而战略的施行则是有效地运用可供支配的资源实现系统目标的工作,为此,战略管理和控制进行相应的体制变革,因为,无相应的体制和制度变革作为支撑,则这种目标和资源适配的战略新思维必将陷于不可持续的状态。

麦氏所引发的向企业学战略、学管理的思维对美军后来的发展影响至巨。然而,正如历史上任何新战略思维的出现,麦氏的思想和努力也不是一帆风顺。作为美国卷入越战决策的主要推手之一,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给其事业蒙上了永久的耻辱灰尘,而从其战略思想本身而言,源自企业管理的战略观念也带来自身的逻辑弊端,那就是各种下级部门,为了获取更多的战略资源,很容易进行弄虚作假的统计数字游戏,因为数字就是效益,而效益就是更多的荣誉、地位和业绩。这一困境催生了随数字化而来的更加扁平化的战略管理和控制结构,这则是现代军队向时代、社会和企业学习战略的下一章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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